改革开放40年略影:弄潮中关村

畅游28

2018-09-08

  有时担心领导会不会觉得自己“不够灵活”,有时候也遇到别人不理解、嫌我“那么多事儿”,每每诸如此事后,我都有点后悔,心想,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,提啥意见呀,又不是天塌下来了。但在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肯定,认为我确实是真心实意之后,心里更踏实,觉得还是应该把自己“谏言”的态度保持下去。

  我们有些老年同志在关注健康的同时,不仅仅是从饮食方面要注意膳食营养,有一些微量元素也是要通过一些保健食品来给予补充的。”(摄影/子然)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执行会长王锦艳在论坛上发言。改革开放40年略影:弄潮中关村

  因为这则声明仅发布在大陆的微博和微信的官方账号上,而没有在海外的脸书和推特上发布。他们以为大陆网民那么好忽悠吗?玩个两面手法就能蒙混过去。

  有鉴于此,为配合交大、国图版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》的出版,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花费大力编纂了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索引、附录》。

  ”汉朝许慎编的《说文解字》也注明,“忍的本意就是忍耐,容忍。”  由此可见,忍让是一种智慧,是一种成熟睿智的气度;忍让是一种心态,是一种以宽广的胸怀和淡然的心态看清人世沧桑的至高境界。近日,市铁一中退休教师袁有余做客国学讲座,为大家讲述忍的智慧。  历史上有两本关于“忍让”的书籍  关于“隐忍成功”这一话题,前人虽然总结了不少的事例,但没有专门编撰成书,而是散乱在各种典籍当中。

1978年至2018年,40年改革开放的岁月浓缩在公里的中关村大街上。

从“中关村电子一条街”到“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”,从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到全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,陈春先、纪世瀛、柳传志、段永基、王选、王文京、俞敏洪、李彦宏、雷军等无数个鲜活的名字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和变化,一代又一代的“中关村人”用智慧和汗水留下饱含创新的标识和无数探索故事。

从上一代人的“下海潮”到当代青年的“双创”大潮,一代过去,一代又来,那些骄傲的追风少年虽然已两鬓斑白,但创新的精神和试水的勇气一直在延续。 它不会因为拆除白颐路的尘土飞扬而消逝,也不会停止于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空飘散的咖啡香气中。 少长咸集,风云际会,40年过去了,中关村的发展已经跃入新轨道、新方向,中关村的故事也在用新表达和新主旨,来面对这个伟大的新时代。 中关村“第一人”陈春先1978年12月,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,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。 这一年,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的陈春先也悄悄地、艰难地播下了如今已闻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。

三次访美的陈春先坚定了移植硅谷经验、搞技术扩散的想法。

从硅谷回国后,他再次审视曾熟悉的中关村:人才密集程度上与硅谷极其相似,但大学教授、科技人员只满足于实验室的成果,转化为产品后老百姓是否买得起,从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。

陈春先想一改中关村面貌,要在这里建立“硅谷体制”。 1980年10月23日下午,陈春先在数百人报告厅,面对那些没去过美国的同事们,做了一场访美报告。

“美国尖端科学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,那里已经形成几百亿美元产值的新兴工业。

我总觉得中关村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。 我们必须转变观念,革新体制。 ”报告会后,陈春先带着纪世瀛、崔文栋、曹永仙、汪诗金、吴德顺、刘春城、罗承沐、耿秀敏、潘英、李兵等同仁,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间十几平方米平房仓库,占用了小半间房子,悄无声响地成立了“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”。 之所以称为服务部,未叫公司,是因为没有研究所办公司的先例。

但陈春先既是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,又负责服务部全部工作,实际上和办公司差不多。 他拿着从北京市科协讨来的“批准文件”,到公安局刻了一个公章,到银行开了一个账户,“公司”便成立了。

谁也不会想到,这平凡的一天会成为中关村公司的诞生日,会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,成为日后引领中国、影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。

服务部成立完成的两年间,陈春先和同事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跑业务,总共承建了27项开发研制和咨询项目,每人每月可以领到30元的津贴。

不料风言风语也紧随而来,小小的服务部面临关停。 这场风波直到1983年初,党中央领导同志表态,对陈春先的探索给予了肯定,才平息了下来。 在陈春先等第一批创业者的带动下,“两海”、“两通”(四通公司、信通公司、京海公司、科海公司)等民营科技企业呈井喷状态,“中关村电子一条街”逐步成形。 但是也有很多公司以“科技开发”的名义,走私、倒卖电子产品。

“电子一条街”又被称为了“倒爷一条街”。

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有的产物,“倒爷”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价格差别,在市场上倒买倒卖有关商品进行牟利。 时任海淀区委书记,《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》作者张福森表示,“中关村有倒爷,但不是倒爷一条街。 就是说他在倒买倒卖产品的过程当中,有智力投入、有服务、有开发,当时叫技工贸相结合的企业,所以中关村是科技开发企业一条街,而不是倒爷一条街。 ”虽然争论一直都在,但中关村的发展却没有停下脚步。 科技人员从高等学校、研究所走出来,科技人员的“下海”大潮正式拉开。 王洪德“五走创京海”的举动轰动北京城,也刺激了中科院和海淀区。

“科技人员能办企业,官方为什么不能搞?”中科院计划局与海淀区决定合作,从“新菜田改建基金”中刨出10万,创办官民合办的“科海”。

京海、科海的先后尝试,也让更多科研人员的心眼活泛起来。

1984年5月16日,四通在四季青乡会议室宣告成立,乡里出资2万,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。

一度与四通同台共舞的,是信通。

这是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,由中科院计算所、科仪厂、海淀区各投100万,于1984年11月开业。 后来大名鼎鼎的联想也在这一年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
是端起泥饭碗,还是丢掉铁饭碗?虽然“两通两海”创造的财富鼓舞了一大批创业者,但当时的整个社会舆论环境对于“下海”不理解的还是占多数。

直到1988年5月,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,“中关村”正式诞生,压抑了十余年的创业热潮就此喷涌。

从“大卖场”到创业大街虽然还没有高楼大厦,但20世纪80年代的“电子一条街”无疑是城西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,当年的“电子一条街”白颐路已经改为中关村大街,电子商铺也从零星几家小店,发展到拥有17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、技工贸总收入达3941亿元、出口创汇27亿美元的高科技园区。

位于中关村大街1号的海龙电子城就是中关村进化中的产物。 它的开业标志着中关村电子卖场时代的开始。

“买电器到海龙”曾成为大家的共识。 鼎盛时期,海龙年销售额达60亿元,店内商铺数量多达600家,生意好时一家店铺一天能接上百个订单。 但从2007年起,随着电商兴起,海龙开始走下坡路。

假货横行、鱼龙混杂成了这里的代名词。 直到2015年3月,海龙电子城挂牌“智能硬件创新中心”,标志着海龙开始从传统电子产品经营向智能硬件创新转变。 2016年7月7日,海龙大厦贴出告示:即日起一至五层停止营业,升级改造。

有17年经营历史的海龙电子城停止营业了。

今年5月初,中关村最后一个电子卖场广安中海电子卖场也被拆除。

海龙等卖场的停业虽然令一代人唏嘘,却挡不住距离海龙西侧几个路口的创业大街飘散过来的咖啡香气。

升级后的中关村大街全长公里,形成一批创新创业、科技金融、文化创意等新型业态集聚区。 2018年1-5月,中关村平均每天新设立科技企业达89家。

新一代的创业者在这里崛起,而“中关村”的概念,也早已突破地理上的“中关村大街”,向北边的上地,乃至全国各地辐射。 作为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主阵地,中关村形成了“一区十六园”的格局。 十六个分园不断强化创新服务功能,落地了一批高精尖项目,建成了一批特色产业园区。 中关村正立足世界科技前沿,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。